2007年3月，世界银行发布《2007世界发展指标索引》，报告对全球111个主要城市的空气污染状况做了统计，中国被列出的有24个。从报告披露的数据可以看出，这二十多个城市污染指标居高不下。据新加坡媒体报道，世行的研究报告显示，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，中国占了16个。
外媒的报道是否准确?世行对中国污染状况和治理力度究竟如何评价?为解答这些问题，世行驻中国代表处环境及社会发展部主任李安度(Aliebenthal)先生接受了专访，以国际权威机构的专业视角解答了相关问题。
客观看待中国污染
Q：世行发布的《2007世界发展指标索引》，囊括了全球较大的100多个城市，其评估范围是怎么界定的，数据来源是什么，有哪些关键性指标?
李安度(下称李)：对有关城市，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空气污染，没有考虑其他指标。对于一个城市来说，气象污染是最容易测量的，因为分布比较均质。河流就不一掸，测量必须要分段，各段间的污染情况可能都不一样。
世行每年对全球100个城市的污染状况进行评估，其中有很多城市在中国。这说明中国至少在空气污染方面确实很严重。
从数据来源看，我们主要的考察指标，都是根据各国政府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，经指标口径统一汇总而成，以便具有可比性。我们对空气污染的统计口径包括三项内容，一是可吸入颗粒物，二是二氧化硫含量，三是二氧化氮含量。这是全世界测量控制质量的通行指标。
同时，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也很重要，比如铅，很多地方都没有测量，这种污染源以汽车尾气排放为主。
Q：评估的精确度如何?外媒根据世行报告对全球污染最大的20个城市进行了排名，您对此如何评价?
李：至于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是不是就占l6个，我们认为，将不同国家的城市进行简单对比的难度很大。例如，我们在北京的测量点有二十几个，像飞机场、天文台等，后来发现这些地方的污染较少，而城市中心地区的测量点就相对严重一些，于是就在城市中心地区多设了几个点。这样平均下来可能情况比较严重。
此外，郊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污染相对较少，在这些地方设点，又会将平均值拉低。所以，在什么地方测量，以什么方式测量，这些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。这种测量方式其实在别的国家也是一样的。
我们所做的对比只是大致“意思”一下。
合作喜与忧
Q：世行和中国的合作项目涉及到哪些范围?
李：事实上，世行每一次研究的范围都不太一样。比如西安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交通管理。经研究发现，和很多城市一样，西安空气污染中很大部分与交通有关。
我认为，在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，应该通过交通管理减少污染排放，对入城车辆加以限制。具体措施在实施上，可以让车辆环城行驶，不能进城。如果要进城，应该改坐公交车。这种交通管理办法比较灵活。
在与中国的合作中，世行帮助一些地方改进污水处理系统，帮助他们获得贷款以便改善相关设备，比如排污管道、污水处理厂等。改善供水条件也是工作的重要内容，让处理后的污水达到饮用标准。
雨水集中处理项目也是合作内容之一。还有一些项目涉及到河流环境的改善，比如，我们帮助贵阳改善河道，美化城市。这不仅要求要处理好工业污染排放，对河道周边的污染也要限制。
为解决好这些问题，世行帮助中国地方政府修建和改进了垃圾处理厂、填埋点等。
Q：在合作中，您认为中国污染治理的难点和问题都集中表现在哪些方面?
李：至于污染治理的难点和问题，我认为，造成中国污染问题相对严重的原因，还是管理问题。举例来说，只有污水处理厂是不行的，怎么把处理厂办好也很重要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的一些企业确实配套了污水处理厂，但为了省钱或其他原因，污水处理厂和相关设备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。
有的企业在兴建污水处理厂初期，一些设备就没有落实，如建了污水处理厂却没有配备相应的管道。如果所有设备都配备完整，还会涉及到工程开挖和征地搬迁的问题。这对企业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情，这恐怕也是造成污水处理设备利用率低的重要原因。
据我所知，中国一些地方的污水处理厂利用率只有20%、30%或者50%，水污染处理自然很难达标。这个问题在中国很普遍。我听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官员说，中国所有污水处理设备中，有三分之一得到了充分利用，三分之一从来没有使用，还有三分之一偶然使用。
Q：在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中，世行对中国的投资占比多大，资金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?
李：世行和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有合作，其中一半以上与城市发展和改进相关的环保项目有关，如污水处理厂及其相关设备，供水系统改造等。在农村，世行和中国政府合作建设生态农场和森林恢复工程，防止沙漠化。我认为，世行在这些方面和中国合作得很好。
不过，中国是一个大国，世行对中国的投资只占很少一部分，不到1%。但我们希望，这些项目能在中国发挥出示范效应，从而证明中国能在这些项目的建设上取得成功，收获效益。这就是世行的目的，而不是直接拿出多少钱投到中国.
Q：合作是否都能顺利进行，有没有失败的案例?
李：合作中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情况。中国水污染的一大部分是非点源污染，主要来自农村使用的肥料和农药。普通污染来自某一个点源，包括工厂、发电厂和污水处理厂，技术上可以成功做到减少点污染源。但非点源污染很难控制，这种污染源对水源质量影响很大。
最近，滇池和太湖水域出现的污染情况比较突出，富营养化问题严重。在太湖周边，我们帮助减少了诸如无锡、苏州等地的城市污染，但来自农村的非点源污染还是无法根除，所以，太湖的污染问题仍得不到很好解决。
滇池也一样。尽管昆明的工业污染有所控制和减少，但由于城市周边农业产业发展很快，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越来越大，非点源污染很难得到有效控制。
执行方式突破
Q：中国在环保立法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?作为国际权威金融机构的专业管理人员，您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污染成本及其后果的重视程度，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?
李：从法律角度说，中国环保方面的立法已经够用了。最重要的是要能利用法律武器管理好环境。这不但需要中央政府在立法方面多下功夫，地方也应该严格执行。问题的主要环节还是在执行方面。
在经济发展中，目标太多、相互之间掣肘的情况不时出现，环境保护与其他经济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。而地方政府在发展中要考虑吸弓1资本，因此在权衡利弊时有自己的取舍标准，
不一定将环境保护当作最重要的事情。这是很自然的。
对地方政府来说，环保成本很容易把账算清楚，比如建设一个污水处理厂的投资成本、运作成本，都很容易计算出来，但污染防治对健康、生态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却不好计算，从短期来看并不明显。
我们前几天看到，中国一些疾病在增多，这应该和污染有关。现在中国的畸形婴儿增加了50%，这肯定和污染有很大关系。但要证明这二者存在必然的关系，在统计和技术上还有难度。
Q：现在。有人对“先污染，后治理”的发展思路提出质疑。中国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社会成本吗?
李：至于“先污染，后治理”的发展思路，不光是中国，世界上差不多每个国家都走过这条路。比如建设水泥厂、发电厂，其成本和利润很容易计算，但对生态、空气、水资源、健康、卫生和其他社会发展成本却很难确定。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，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考虑清楚。
中国现在还是比较聪明的，因为中国看到其他国家经过了这个阶段，吃了一些苦头。早期的曰本，由于化学工厂排放的含汞产品污染海水，鱼类因此遭殃，并且导致婴儿出现一些病状。后来，日本对污染的控制力度加强，这些问题有所改善。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。
美国也一样，一些河流受污染的程度也比较严重，事情被发现后，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。不过在中国，.老百姓可能要“老实”一点儿。